?榮耀與陰影——胰島素發現背后的傳奇、紛爭與歷史飄零 | Dr.Wh
2019/3/20 11:24:13
1923 年，胰島素摘取了諾貝爾醫學與生理學獎的桂冠，獲獎者之一的 Frederick Banting 從一文不名的小醫生一躍成為明星科學家。他與另一位獲獎者 JJR Macleod 之間的爭議，則將整個事件從基礎科學發現推向了輿論的鎂光燈。
這是疾病治療史上最具戲劇性的事件之一。
胰島素的發現整個改變了糖尿病的治療，挽救了難以計數的生命，也奪得了基礎科學最高獎項的贊譽。然而對科研團隊中的當事者來說，事件的余味卻并不值得反復咀嚼。有的人污名加身，有的人囿于虛名，而所有人都滿身纏繞著猜忌與懷疑的陰云。
核心人物之一的 Collip 在離開這個團隊十幾年后公開發言，如果時間能夠倒回，寧愿從未參與這項工作。
在我們普通人的眼中，偉大的科學家都自帶光環。他們講述著傳奇的故事，書寫著深奧的歷史，他們的名字仿佛只是科研結果的一個鍍金注腳。但在實驗室之外，他們有著各自的人生，尚未書寫在課本中的那些人生。
就好像 Banting，起初也只是一個來自鄉下的普通男孩。
| 來自鄉下的普通男孩
Frederick Banting（1891-1941）于 1891 年 11 月 14 日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鄉下的一座農場，是家里五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他的成長經歷可以說是毫無驚奇，順利長大，在家附近的中學讀書，然后在 1910 年進入多倫多大學學習通用藝術課程。
顯然 Banting 對學習藝術并不感興趣，進入大學三個月之后，他決定轉而從醫。但是 Banting 完全沒有接受過醫學預科學習，首次申請失敗了。又經過一年的努力，1912 年秋天，Banting 如愿成為了一名醫學生。
快樂的校園時光并不長久，在這條時間線上，我們都知道即將發生什么。1914 年 7 月，巴爾干半島的一聲槍響，將大半個西方世界拉入戰爭的泥沼。8 月 4 日，英國對德宣戰，當時尚屬英國殖民地的加拿大也被卷入戰爭。
回想抗戰時期有志青年的熱血，或許當時的 Banting 也是一樣的心情。8 月 5 日，他便決心參軍，但兩次申請都因視力問題被拒。
或許是戰局實在緊張，次年，Banting 的從軍愿望得以實現，這次還有他的同學們一起奔赴戰場。這些年輕的醫學生們進行了短短 15 個月的緊急培訓，1916 年底便以醫療軍官的身份加入了加拿大皇家陸軍醫療隊。
Banting 成了 Banting 上尉。他來到歐洲，先是在一家醫院工作，然后隨著野戰救護車隊來到了法國。在 1918 年 10 月的康布雷戰役中，Banting 在身負重傷的情況下，仍舊在戰場上連續奔忙了 16 個小時，直到被同事攔下。這次負傷迫使 Banting 離開前線，還害他險些失去一條手臂，不過也為他賺得一枚十字勛章。
此時戰爭已經接近尾聲。Banting 回到加拿大，在多倫多病童醫院謀得一份外科住院醫師的職位。這份工作沒能長久，一年以后，Banting 離開了多倫多，來到一個名為倫敦鎮的小鎮上開設了一家私人診所。
現在看來，這個決定像是命運的呼喚，但是對當時的 Banting 來說，只能是屋漏偏逢連陰雨。診所的生意并不好，第一個月僅進賬了四美元，來自一個喝醉酒想開點解酒藥的老男人。
日子快過不下去的 Banting 又找了一份教職，在附近的醫學院（現在的西安大略大學）給本科生講課。其實以 Banting 的資歷，是根本沒辦法在大學授課的。不知道 Banting 到底花費了多少口舌說服部門負責人 F. R. Miller 來獲得這份工作，總之他拿到了職位，允諾拼命學習保持教學水平，閑暇時間還要幫助 Miller 做實驗。
| 難以入睡的一夜
Banting 守住了自己的諾言，每次授課都認真備課，查找最新的科研進展，這種堅持為他的人生帶來了最重要的轉折。
1920 年 10 月 30 日，Banting 為了準備一堂有關胰腺的課程翻開了最新的 11 月號的《外科婦產科》雜志，當期有一篇講述朗格漢斯島（即胰島）與糖尿病關系的文章，其中提到了明尼蘇達大學 Barron 報告的一例罕見的胰臟結石的病例。
Barron 在解剖過程中發現，結石已經完全阻塞了主胰管，幾乎所有的腺泡細胞都已經萎縮消失了，但是大多數的胰島細胞都還完好無損。論文中提到，這與 1901 年發表的結扎胰腺導管實驗結果是類似的，腺泡細胞逐漸萎縮，胰島細胞完好，實驗動物沒有尿糖。
當時科學界對糖尿病的認識尚淺，科學家才剛剛發現胰臟與糖代謝之間存在關聯，胰島的關鍵作用還處在將明未明的階段。
自然，治療糖尿病也無從說起。在那個年代，確診糖尿病等于下了死亡判決書，患者唯一的延命手段就是極端控制飲食，在饑餓中度過倉皇的十幾個月便撒手人寰。
Barron 的這份病例報告實際上是給胰島與糖尿病的關聯提供了又一份證據，Banting 卻從中看出了另一種可能性。一直以來，研究者們嘗試從胰臟中提取到能夠調控糖代謝的物質，屢屢失敗，會不會是因為腺泡細胞中產生的消化酶破壞掉了活性成分呢？
懷著未成熟猜想的 Banting 激動得徹夜難眠，他反復思考著論文中的話語，終于在凌晨 2 點寫下了一張記滿凌亂詞句的字條。
Banting 的簽名
關于這張紙條到底寫了些什么，說法不一。
Banting 本人在 1928 年的一次演講上宣稱，紙條寫著「Ligate pancreatic ducts of dogs. Wait six to eight weeks for degeneration. Remove the residue and extract.」（「結扎狗胰管，等待 6-8 周讓其退化，清除殘留物并提取」）。
但是在 1940 年，一份并未公開的手稿上，Banting 自己寫下的內容則是「Diabetus. Ligate pancreatic ducts of dog. Keep dogs alive till acini degenerate leaving Islets. Try to isolate the internal secretion of these to relieve glycosurea.」（「糖尿病。結扎狗胰管，保持狗存活直到腺泡退化，嘗試找到內部能夠緩解糖尿的分泌物」）。
讓我們忽略掉 Diabetus 和 Glycosurea 的拼寫錯誤，暫且認為后者才是真相吧。注意一下這段話里，Banting 對糖尿病病情的判別標準依舊是糖尿。實際上，當時已經有了更加精準的的血糖概念。不過當時的血糖測量方法需要 10-20 毫升血液，實驗動物根本經受不起反復抽取這么大量的血液，連續監測血糖值也就無從談起。
總而言之，Banting 的想法逐漸成型。他認為，可以通過結扎胰管使腺泡細胞萎縮，這樣就能夠獲得不被胰蛋白酶和其他胰酶破壞的胰島細胞分泌物了。這就是 Banting 最初的靈感。在他成名之后，這些故事被反復敘說，但沒有任何文本記錄能夠證明。
現在來看，Banting 的「靈感」也是多此一舉，胰腺產生的消化酶，需要在小腸環境內激活才能發揮破壞功效，結扎胰管根本毫無必要。
此外，在戰爭發生之前，已經有 George Ludwig Zuelzer、Ernest Lyman Scott、S. Kleiner 等多個科學家成功提取到了能夠降低動物血糖的提取物，部分研究甚至成功應用在了人體身上。只是這些研究無一例外，實驗對象在癥狀緩解之后立刻產生了毒性反應，以失敗告終。
這些進展，Banting 完全不知道。
| 冰與火，光與暗
不知者無畏的 Banting 興奮地把想法講給了 Miller 聽，Miller 則建議 Banting 可以向 Jhon James Richard Macleod（1876-1935）尋求幫助，對方或許能夠為 Banting 的想法提供實驗設施。
Macleod 是何許人也？他當時在多倫多大學擔任生理學系主任，是糖代謝領域的權威。1913 年，他還出版了一本《糖尿病：病理生理學》。在他的認知內，胰腺內確實存在能調控血糖的分泌物，但是他認為這種物質是永遠不可能被分離出來的。
Macleod 接受教育期間，學習到的傳統觀點認為神經系統在調控生理功能方面占據了首要地位，糖代謝核心則是肝臟。他也認為糖尿病應該歸因于肝臟中糖原形成和存儲的失敗，研究重點放在尋找大腦調控糖代謝的中樞。
Banting 并不了解這些。他即刻動身，并在 1920 年 11 月 7 日第一次拜訪了 Macleod。會面不如想象得愉快。
很容易理解為什么 Macleod 對 Banting 不以為然。Banting 作為依據的幾份論文，Macleod 也都讀過，并持懷疑態度；在交談中，他發現 Banting 對糖尿病和胰腺提取物只有教科書級別的粗淺知識，而且完全沒有實驗經驗。
另一方面，Banting 看上去就像個不學無術的毛頭小子。他沒有高級學位，沒有論文，沒有榮譽稱號，沒有科研經驗，教學經驗不值一提，作為醫生也沒有手術的經驗。除了在部隊當過醫官，他連私人執業醫師的執照也沒有。
由于缺乏專業的培訓和相關的知識，Banting 不了解領域內其他人取得的進展，也看不出自己研究方法的局限。這樣一個近乎一無所知的人，連實驗方案和具體方法都不了解、空有一腔熱情的人，Banting 需要的幫助和指導太多太多了。
后來，Banting 不止一次承認，如果完全了解了背景知識，他可能根本不會開始研究。但他堅持，「看太多文獻」「對于多樣的觀點和復雜的思緒是很不明智的」。
第二次會面，Macleod 給了 Banting 一些有關實驗技術的建議，并明確告知他的想法可能會耗費很長的時間驗證，而結果也可能是失敗的。在這個前提下，Macleod 愿意提供一些實驗器材。
Macleod 的負面反饋使得 Banting 重新考慮整件事情。他并不愿意拋棄自己在倫敦鎮的診所和大學教職，也沒做好不顧一切投入科研的準備。謹慎地考慮了幾個月之后，Banting 給 Macleod 寫信，希望能夠在 1921 年 5 月-7 月期間獲得實驗室的使用權。
之后的故事我們都很熟悉了，Macleod 提供了實驗室、實驗動物和實驗助手，自己也親自參與了實驗設計，提出了關鍵的冰鹽水提取方法，還親自示范了手術方法。一個月后，Macleod 出發度假，Banting 則與 Charles Herbert Best 開始了初步摸索。
對于沒有動物實驗經驗的人來說，任務很艱巨，兩人歷經各種失敗，終于在 7 月底成功得到了一只糖尿病狗和一只腺泡細胞萎縮的狗。按照 Macleod 的指示，兩人把退化的胰腺放進冰鹽水研磨過濾，濾液注射給糖尿病狗。
此時已經有了更好的血糖檢測方法，所以二人得以每隔半小時取血樣，連續監控血糖的變化。狗的血糖在一小時內從 0.2% 降到 0.12%。
其實實驗效果并不算太好，改善只保持了很短一段時間，再注射提取物血糖反而會升高。
8 月 9 日，Banting 給 Macleod 寫信，「我有很多事要告訴你，我都不知道從何說起了」。他在信里宣稱提取物「總是」能夠降低血糖，能夠改善臨床癥狀，提取物活性會被煮沸破壞，其他器官的提取物則沒有活性。
話里話外，我們搞定這個神秘的提取物了。
| 猜忌的火種
9 月 21 日，Macleod 回到了實驗室，他檢查過數據之后，首先表示了懷疑。他覺得，以 Banting 的學術水平，在這么短時間內完成實驗是不可能的，數據處理可能也存在一些問題。
這點燃了 Banting 的怒火。Banting 不是一個脾氣很好的人，Macleod 的疑問被認為是對他誠信人格的質疑。
兩人之間爆發了一場激烈的爭論。雖然第三者的介入暫時制止了這場爭吵，但是猜忌的種子已經深埋在兩人心里，從此再也沒有消失。Macleod 對 Banting 的能力采取了消極的態度，這種態度卻令 Banting 更加難受，兩人之間的關系總是十分緊張。
Macleod 要求 Banting 重復實驗以確定結果，以便進行下一步的純化和分析。Banting 趁機要求薪水、單獨的實驗室和更多的助手。考慮到自己也有研究要做，Macleod 拒絕了 Banting 的要求。
這差點燃起另一場戰火。Banting 威脅自己將會去梅奧診所或者洛克菲勒研究所，Macleod 嘴上讓他走，實際上兩天后便給 Banting 提供了薪水和職位，也給 Best 補發了這幾個月的工資。
被質疑的憤怒和對研究的熱情，讓 Banting 急切地渴望能夠快速推動成果進入臨床。
在 Macleod 度假期間，Banting 結識了來到多倫多大學游學的 JB Collip，兩人就研究相談甚歡，Banting 希望 Macleod 能夠邀請 Collip 一同進行研究，但是 Macleod 認為，Banting 和 Best 得先能夠獨立完成研究，如果結果依舊令人滿意，那么才會有更多研究者加入。
如果 Collip 能夠在這個時候就加入團隊，那么是不是會更早地發現胰島素呢？這是作為后人的我們的好奇心，此時 Banting 也沒有時間思考更多的問題了，研究遇到了最大的瓶頸——胰腺不夠用了。
按照 Banting 的研究思路，所有的提取物都需要結扎狗胰管，這個過程漫長、難度高、產率低。年輕的研究者們意識到，除非他們能夠找到更好的提取物來源，不然臨床應用根本就是天方夜譚。
很快他們有了新想法。在胎兒和新生動物的胰腺中，胰島細胞相比腺泡細胞要更加豐富。動物要到出生之后才需要消化功能，那么胎兒的腺泡細胞很可能很少或根本沒有，那么它們的分泌水平也是較弱的。因此，胎牛胰腺應該會富含需要的分泌物，卻又基本不含破壞性的酶。
不得不說 Banting 的運氣實在很好。他的研究初衷雖然并不百分百正確，但是做法上，也相當程度地除去了雜蛋白。這些蛋白質才是引起毒性反應、導致前人研究失敗的真正罪魁禍首。
| 決裂的前兆
讓我們暫時把目光從實驗室移開，看看還發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1921 年 11 月，研究者們獲得了一個公開展示成果的機會。Macleod 邀請 Banting 和 Best 出席生理學期刊俱樂部的活動，在那里他們可以向期刊的工作人員以及大學的學生們介紹研究內容。
原本預定由 Best 展示實驗狗的相關圖表，Banting 負責講解研究內容，但是 Macleod 在開幕詞中誤說成 Banting 將會介紹一切。Banting 從未做過公開演講，本來就夠緊張不安的了，想必表現得不盡如人意。
這種對自己的懊悔轉嫁到了他人身上。
一年以后，Banting 在手稿中寫道，他注意到 Macleod 在講述這項研究的時候使用了很多次「我們（we）」這個詞，當他知道學生們談論這項研究時，紛紛使用「Macleod 教授的杰出工作」這個詞句，他的心態差點崩潰了。
11 月底，Banting 和 Best 完成了第一篇論文，Macleod 幫助修改了終稿，但是卻被拒絕列為作者——因為這是 Banting 和 Best 的研究成果。這篇論文以《胰腺的內分泌（The Internal Secretion of the Pancreas）》為題，1922 年 2 月發表在了《實驗室和臨床醫學雜志》上。
論文發表之前，1921 年 12 月 30 日，美國生理學會年會在康涅狄格州紐黑文市舉行。Macleod 是當年的生理學會主席，名字列在研究團隊的第一名，Banting 和 Best 卻只顯示為「受邀」。當時公開的半頁論文摘要上，名單的順序也有問題。
會議上來了很多糖尿病領域的領頭學者，包括已經提取到有降糖效果提取物的 Kleiner 和 Scott。面對這些專業學者的提問，Banting 在學術水平上的不足完全地暴露了出來，他表現得支支吾吾、語義不清，而且報告時也沒能說清研究的真正意義。
反觀 Macleod，他漂亮的發言拯救了困境中的 Banting，也客觀地回復了來自其他學者的質疑。再加上 Macleod 言語間反復使用的「我們的工作」「我們」，這讓 Banting 覺得心里很難受。
明明沒有單獨做過任何一個實驗，憑什么表現得像這個研究的主人？
Banting 想起了二者之間各種不太和諧的過往。他開始和朋友們抱怨，Macleod 想要竊取他的實驗成果和應有的名聲。
學會上，除了科學家們，還有一些企業代表，其中一位就是當時禮來公司的研發總監 George HA Clowes。Clowes 很敏感地察覺到了這項研究的潛力，并且立刻向 Macleod 伸出橄欖枝，詢問是否有意合作，將提取物商業化。
Macleod 認為這項研究還不成熟，遠遠達不到商業化的要求，因而拒絕了 Clowes 的提議。
仔細審視一下發表的論文，誠實地說，這篇論文并不能說明他們明確提取到了諸多科學家瘋狂追求的神秘物質。論文只摘取了較好的實驗數據，圖表與正文的數據還時常不一致；而且他們提取的物質也并沒有特別有效，有的情況是并不起效的。
| 純化！再純化！
現在讓我們回到實驗室吧。
之前的實驗中，Banting 和 Best 一直使用冰鹽水來提取分泌物，12 月 6 日，他們決定參考幾個月前 Macleod 提出的酒精萃取法。冰鹽水的萃取物想要進一步濃縮需要煮沸來讓水蒸發，這無疑會破壞活性成分；酒精可以在低得多的溫度下蒸發。Zuelzer 和 Scott 也使用過酒精蒸餾法。
用 95% 的酸化酒精萃取得到的新產物能夠將糖尿病狗的血糖在 3 小時之內從 0.46% 降到 0.18%，這是一個大進步。而且采用這種方法萃取，也不需要胎牛胰腺了，新鮮的全牛胰腺就可以。
現在解決了最關鍵的材料來源問題，有了大批量生產的條件，一切都要加快，搞到更精純的提取物，然后進入臨床試驗。
至此，Macleod 終于認同了這項研究的發現，他停止了自己有關缺氧癥的研究，把實驗室的所有資源都投入了新研究。Macleod 同意了 Banting 的所有要求，包括邀請 Collip 加入團隊。
James Bertram Collip（1892-1965）是阿爾伯塔大學的一名經驗豐富的生化學家。他曾在多倫多大學完成學士和博士學習，具有制備組織提取物的相關知識。有了他的幫助，純化工作如虎添翼。
胰臟提取物包括脂肪、蛋白質、水、無機鹽、其他的有機物等成分，不同的蛋白質可以溶于不同濃度和酸堿度的酒精溶液。Banting 和 Best 發現，50% 左右的酒精就能夠溶解胰腺中的活性成分了。Collip 在此時加入團隊，開始使用標準的實驗流程尋找最佳提取條件。
1 月 19 日晚，Collip 發現了一個關鍵的條件。在 90% 濃度的酒精中，活性物本身就會沉淀。利用這個臨界點，他在 90% 以下的酒精中除去雜質蛋白，然后轉移到較高濃度的溶液中分離活性成分。這種提取物粉末中依舊含有雜質，但是比任何一種此前提取到的物質都更加純凈。在兔子身上做了實驗之后，Collip 確信這種提取物已經純凈到足夠給人體使用了。
| 第一次失敗
臨床試驗是團隊中所有人的終極目標，更何況發起者 Banting。Banting 認為，自己才是研究的關鍵，首次臨床試驗應該使用自己和 Best 提取到的物質。
Banting 的身份背景再一次成了阻礙。他不是生理學家、不是化學家，更不是臨床醫生，他接受的有限的教育是關于外科技術的，完全沒有實驗的經驗。以 Banting 的履歷，是沒有資格進行臨床試驗的。
如同我們所見的，Banting 焦慮、青澀、急躁、缺乏溝通能力。他向大學醫學部門申請一個臨時的職位，以便能夠在多倫多綜合醫院進行臨床研究，但是被拒絕了。最終還是 Macleod 從中斡旋，讓 Banting 如愿能夠進行試驗。但 Banting 只感到了更多的不公平。
根據幾年后的回憶記載，當時使用的提取物是「一種含有大量沉淀的渾濁的棕色液體，受熱會溶解」。
1922 年 1 月 11 日下午，這種神秘的液體被注射到一名 14 歲的糖尿病男孩，Leonard Thompson 體內。男孩一個月之前入院的時候體重只有 65 磅。
遺憾的是，治療并沒有觀察到臨床收益，反而給男孩帶來了嚴重的過敏反應，首次試驗以失敗告終。
這項臨床試驗引起了一家媒體的關注。面對采訪，Macleod 否認研究失敗，強調這只是初步的探索。
這篇報道 1 月 14 日公布，Macleod「以主人自居」的態度再次引起了 Banting 的不滿。Banting 控訴 Macleod 在媒體采訪和紐黑文的會議中竊取他的研究成果，而 Macleod 直至此時才了解到，二人之間的隔閡竟然已經這樣深。
這一年的冬天里，Banting 把 Macleod 的每一個朋友都當作死敵，并大肆宣揚所謂的陰謀論。不滿于首次臨床試驗的結果和 Banting 的態度，Collip 一度揚言退出研究團隊。此時他已經發現了更好的純化方法，他宣稱將會以自己的名義開始生產胰島素，并拒絕告知其他人具體的實驗方法。
有關于爭議的細節，鑒于當事者的敘述不一，我們已經不得而知了。所有的懷疑、妄想、不信任和競爭都赤裸裸地攤開了，并隨著此后多年里每一次復述而變得更加扭曲。披上了八卦的外衣，公眾的關注涌來，卻不知看的到底是科研還是茶余談資。
幸或不幸，研究還沒有結束，團隊靠著這一絲關系勉強系在一起。
| 成功，亦是痛苦
1922 年 1 月 23 日，第二次臨床試驗開始。Thompson 這次被注射了經過 Collip 純化的全新提取物。注射之后病情立刻得到了改善，血糖從 0.52% 降到 0.12%，尿糖大幅度減少，酮尿癥狀也消失了。Thompson 看起來精神多了。
這是人類在戰勝糖尿病上邁出的第一步。
2 月份，又有另外六位患者接受了治療，效果都很好。隨后的一系列臨床研究確定了胰島素的生物學效應并為其臨床應用制定了指導方針。
3 月，當時參與研究的兩位臨床醫生在《加拿大醫學協會雜志》上發表了題為《胰腺提取物治療糖尿病》的論文，其中有句子寫道，「這些結果一起證明，這些提取物對于糖尿病的某些階段具有無可置疑的治療效果」
胰島素真的成功了。
但是這一切都與 Banting 無關。在正在進行的實驗和臨床研究中，Banting 與 Best 幾乎沒有發揮任何重要作用，Macleod 組織了一切，既沒有與他們討論實驗結果，也從不提及未來的實驗計劃。
1940 年，Banting 痛苦地寫道，「我感覺我和 Best 成了 Macleod 手下的技術員，和其他人沒有任何區別。」
好不容易做出的成果，被冠上了他人的名字，Banting 生活在巨大的壓力下。他開始不去實驗室，整日酗酒以逃避絕望的現實，偶爾還會從實驗室偷走 95% 的酒精。他自述，整個 3 月沒有一天清醒。
Banting 的朋友們了解他的困境，其中一位為他引薦了媒體的記者，隨后準備了一篇長篇文章，詳細敘述了 Banting 和 Best 在研究中所做的工作，準備配合 3 月的論文一同發表，強調二者的貢獻。這篇文章把研究稱為 Banting 和 Best 主導的成果，這是第一篇表達 Banting 觀點的媒體文章。
雖然研究取得了勝利，但是對 Banting 個人來說，他的前途仍然未卜。
| 商業合作啟動
5 月在華盛頓舉行的美國醫師協會會議上，Macleod 發表了團隊成員共同撰寫的迄今為止的工作總結，他們首次給提取物命名為「胰島素」。這篇論文大受歡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熱情反饋。
團隊對胰島素的治療價值充滿了信心，他們制定了大規模生產胰島素的計劃，由 Collip 指導生產，康諾特實驗室提供資金。很快，預計中的大型設備搭建起來了。
但是令所有人感到沮喪的是，生產并不順利。從小規模生產到大規模生產，往往會遇到很大的挫折。在 2 個月的時間里，研究者們完全制造不出具有藥物效力的提取物。所有人都瘋狂投入研究，試圖尋找到問題的關鍵。
最終他們發現，問題在于酒精蒸發過程，真空泵的壓力變化導致溫度不穩定，大幅影響蒸發時間。在摸索新條件的時候，他們發現，影響活性組分的溶解度的各種因素里，pH 比溫度更加重要。
改造了設備之后，胰島素的生產總算能夠恢復有限的臨床試驗了，但是大規模生產還是遙不可及。研究者們意識到自己需要幫助，于是接受了禮來公司提供的合作協議。Best 和 Collip 與禮來的科學家們共同工作了一段時間進行交接，在這之后 Collip 離開團隊回到了阿爾伯塔大學。
商業化起初不太順利，提高產量的每次嘗試都失敗了，生產的胰島素質量也不好，許多患者都產生了過敏反應，提取物中含有的鹽也使注射帶來十分劇烈的疼痛。藥品批次之間的差異也比較大，藥效能相差 25% 之多，臨床醫生不得不隨時盯著患者，以免產生低血糖。
在胰島素成為一款真正的商業藥物的過程中，禮來的首席化學家 George Walden 起到了莫大的作用。他發現，胰島素在 pH4.0-6.5 范圍內具有最小的溶解度。利用這個特性，他成功找到了新的生產方法，成品胰島素的穩定性和純度比之前的產品要高出 10-100 倍。
| 大廈將傾
胰島素走上商業化進程之后，也到了科學家們退場的時候。Collip 回到大學，Best 擔任了胰島素生產的總監，而 Macleod 則遠走新不倫瑞克省圣安德魯斯的海洋生物站進行自己的研究。
說句題外話，Macleod 在一種硬骨魚身上分離了胰島并制備提取物，為胰島素來源于胰島而不是腺泡組織提供了第一個強有力的直接證據。
隨著其他人的離去，Banting 恢復了自信，他重回聚光燈下，出現在更多的頭條新聞中——以胰島素的真正發現者的身份。
9 月，多倫多一家媒體引用了倫敦大學學院 Willian Bayliss 教授的一封信。Bayliss 是英國心血管領域頂尖的生理學家之一，也是 Macleod 的朋友。他在信中抱怨 Macleod 沒有正確評估胰管結扎方法的荒謬，并且不承認 Banting 發現者的身份。
Macleod 不愿為了回應而參與媒體的爭議。他認為，每個科學家都要學會適應來自媒體的關注和刻意歪曲，「Banting 必須習慣它」。
這在 Banting 耳中聽起來很像是讓他習慣于所有功勞都歸于 Macleod。Banting 帶著記者沖到 Macleod 的辦公室，要求他對 Bayliss 的言論進行更正，Macleod 拒絕了。二者再次不歡而散。
事后，在給其他人的信中，Macleod 把這次「Banting 的爆發」稱為「令人非常不舒服」、「難以置信的麻煩」。他開始抱怨，Banting 想要奪得一切榮譽是無稽之談，Banting「只做了少許工作，而且在過去六個月中幾乎什么都沒做」。
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幾乎已經沒有辦法和平解決了。康諾特實驗室的贊助人 Gooderham 上校急于結束這場日益白熱化的爭端。他要求 Banting、Macleod 和 Best 三人各寫一份自述，想要看過三人的想法之后，邀請三人會面，消除所有的誤解。
Macleod 的自述是最長的。他詳細講述了自己在每一步給 Banting 的幫助、支持、鼓勵和建議，并解釋了他早期拒絕臨床試驗的原因。為了肯定年輕人的實驗成果，他沒有在第一篇論文中署名，這已經是退了一步了。而在其他的私下交流和公開報道中，他也謹慎地肯定了 Banting 對發起研究的貢獻，并贊揚了 Collip 在純化上的工作，這是臨床試驗成功的關鍵。最后，他說「這項研究是在我指導下的團隊努力完成的，Banting 博士是團隊成員之一」。
另一方面，Banting 則堅持認為是他一個人的靈感最終帶來了胰島素的發現，在這個過程中，Macleod 除了批判和阻礙他的工作之外什么都沒做。Banting 不記得 Macleod 提出了什么有效的建議，只記得他沒有自己動手做過一個實驗。Collip 是在取得了重大進展之后才進入團隊的。胰島素的發現，完全是他和 Best 兩個人的功勞。
Best 或許最為客觀。他比 Banting 更加信任 Macleod，也肯定 Macleod 提出了酒精萃取法。但他也堅持認為，雖然得到了 Macleod 的建議，但是早在其他人參與進來之前，他和 Banting 兩個人就完成了研究。
同樣的事情，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側重點帶來了不同的回憶。最終他們也沒有達成和解，沒有會面，沒有統一口徑。這些文件從未被公開，也沒有向媒體發布聲明。
如果 Gooderham 也向 Collip 尋求看法，那么他可能會收到這樣的信件——Collip 在 1923 年給朋友的信中寫道，「有人覺得我什么都沒做……我現在對此事的感受是，整個研究都令人厭惡。
| 永無相見
Banting 對 Macleod 抱有的恨意持續了很多年。
他不斷地向朋友講述這些故事，朋友們又轉述給記者，報道中充斥著缺少細節的苦難和不公正。
仇恨 Macleod 已經從年輕人的沖動變為了一種習慣，Banting 拒絕與 Macleod 對話，并不吝在各種場合詆毀對方。最暴力的表述出現在 1940 年的回憶錄里，Macleod 被 Banting 描述為「控制欲強、自私、滿嘴謊言、利己主義和缺乏真相……寡廉鮮恥……一個軟弱的懦夫」，回憶錄中充滿了謾罵。而此時，Macleod 已經過世五年了。
根據認識 Macleod 的人說，他是一位溫和、誠實、敬業的科學家，可能有些靦腆和保守，或許有些虛榮。他溫文爾雅，不算很聰明很有想象力，但是他是一位嚴謹的科學家，具有很強的組織能力和高標準的科研能力，在教學上，他也能夠準確地傳達想法和信息，很受學生的尊重。他們斷然拒絕把 Macleod 描述為納粹般的獨裁者，不過 Macleod 蔑視 Banting 很可能是真的，因為 Banting 粗俗的舉止、衣著、口音以及他作為研究者的無知。
其實一切都早已在 1922 的春天就崩潰了。自始自終，團隊中充斥著懷疑、誤解和不信任，沒有人試圖理解對方，只在暴風的風眼里，等待徹底傾頹。
| 人生五十年，如夢幻泡影
Banting 一躍成為了明星科學家，整個科學界都不吝以最高的贊美歡迎他，名聲、地位紛紛自己送上門來。他成為了世界上大多數主要科學和醫學團體的榮譽成員，各種榮譽、獎項接連不斷。
各類媒體大肆宣揚 Banting 的傳奇。在公眾眼中，Banting 被描述為「實驗室巫師」，每分每秒都會有新的奇跡出現。《時代周刊》的編輯認為他是當年諾貝爾獎最有力的獲選人，把他放上了 1923 年 8 月 27 日雜志的封面
因為胰島素挽救了著名政客女兒的生命，Banting 也受到政界的歡迎。去英國旅行期間，英王喬治五世接見了他，并讓他成了 Banting 爵士。
真正的 Banting 實際上還是那個來自鄉下的男孩。他害羞、樸素，討厭演講、宴會和一本正經的服裝。他討厭采訪，對待記者粗魯無禮。最初，他連發表論文都做不好。
Banting 進行了練習，他的公開演講變好了，但這并沒有使他更像一個科學家，而是更像一個商人。
懷抱著對 Macleod 的懷疑，Banting 只與那些親密的朋友和善意者保持緊密聯系。這些朋友們也試圖從 Banting 的光環中分一杯羹。他們認為，比起各種俱樂部的榮譽會員，認可應當更加具體，比如真金白銀的研究資助。
1923 年 5 月初，安大略省政府頒給 Banting 醫學研究教授職位，一個非教學崗位，并每年支付給他一萬美元的的薪水以支持研究，另外的一萬美元支付他在胰島素發現期間的科研經費。6 月 27 日，加拿大政府下議院頒給 Banting 七千五百美元的終身年金。
他們自然無從得知，在發現胰島素的四位學者中，只有 Banting 終其一生再無任何發現。
| 諾獎余波
在發現短短一年之后，胰島素就摘得了諾獎桂冠，可見它在醫療史上的地位。
每項諾貝爾獎最多只能頒給三人。當年的諾貝爾委員會共收到了 57 項提名，其中有 Banting 和 Macleod 兩人共同的提名。這份共同提名來自 1920 年的諾獎獲得者 August Krogh。
Krogh 曾于 1922 年 11 月拜訪過 Macleod，他的妻子也是一名糖尿病患者，所以對多倫多團隊的研究很感興趣。他聽 Macleod 講述了很多內部故事，包括對 Banting 的指導。離開多倫多時，Krogh 也拿到了多倫多大學的授權，并在之后建立了諾和諾德。
Krogh 說，「根據我親自在多倫多獲取的信息……這一發現毫無疑問地歸屬于 Banting 博士，他是一個年輕的、充滿了才華的人。但是他肯定無法自己進行實驗，從一開始，所有的階段都經過了 Macleod 教授的指導。其他人應當被視為這二人的合作者，但是要特別提到生化學家 Collip，他在胰島素生產方法方面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但我不認為這是獲獎的理由。」
委員會成員閱讀文獻、考察臨床試驗成果，并會見使用胰島素的專家。從既往的經驗來看，一年時間根本不足以審視一項基礎醫療發現的真正重要性。考慮到胰島素的重要性，他們最終認同了 Banting 與 Macleod 共同獲獎。
當得知 Macleod 將與自己一同獲獎時，Banting 十分憤怒，甚至表示自己不會接受這個獎項。是 Gooderham 以國家榮譽勸服 Banting 接受諾貝爾獎，作為史上第一個加拿大獲獎者。
憤怒的 Banting 公開宣布與 Best 平分獎金與榮譽，隨后 Macleod 也宣布與 Collip 共享諾獎。但這件事的風波到這里還遠沒有結束。
Zuelzer 向諾獎委員會提出了抗議，同樣的還有 Scott 與 Paulesco，后者甚至宣稱多倫多團隊竊取了他的科研成果，要求委員會主持正義。最為沉默的是 Kleiner，他是一位美國生化學家。在 1919 年，Kleiner 已經實現了胰腺提取物在人體內的治療作用。他比任何人都更接近成功。
胰島素的發現自始自終都深陷輿論風波，真相在大眾眼中逐漸扭曲，尤其是 Macleod 的形象。Banting、Best 以及 Collip 都有狂熱的擁護者，只有 Macleod 始終是故事背景中的一片陰影。很長一段時間里，他被視為一個榮譽的偷竊者。在后來拍攝的一些影視作品中，Macleod 都被描述為一個陰暗的小人。部分影視作品中的 Banting
| 后來的后來
Macleod 于 1928 年離開了多倫多大學，成為母校阿伯丁大學的生理學教授，此后一直繼續著教學和科研工作，與他人合著的《現代醫學中的生理學和生物化學（1918）》在 1934 年更新到了第 7 版。1935 年，Macleod 去世，享年 59 歲。
Best 和 Collip 繼續了研究工作。Best 對膳食因子膽堿的生理功能進行了基礎研究，并率先開展了肝素的分離和制備；Collip 在分離甲狀旁腺激素方面做了大量的開創性工作，他在內分泌學方面的成果獲得了諸多贊譽。
在發現胰島素之后的幾年中，Banting 作為合著者又出版了一些書籍——在與胰島素無關的領域。這一定程度上說明了 Banting 作為一個研究者的獨創性是有局限的。
一生中，Banting 都試圖重復胰島素模式——一個突然的靈感，一個奇妙的方法，一項偉大的成就。在各種醫學研究的討論中，他總是反復強調這些靈感的重要性，而不是踏踏實實地埋頭做實驗。
Banting 余下的一生都活在媒體和公眾的期待里。所有人都希望他重復胰島素的勝利，總是詢問他接下來要做什么。
1939 年，二戰爆發，Banting 作為加拿大戰時醫學研究主席，投入航空醫學的研究，特別是空戰中高速、高海拔和快速下降對生理的影響。
1941 年 2 月 20 日，他乘坐一架哈德森轟炸機穿越大西洋，起飛后不久，一臺發動機失靈，返回基地的途中另一臺發動機也損壞了，無線電不通。當時天已全黑，還下著雪，飛行員看不到地面。飛機在降落途中墜毀了，Banting 在事故發生 20 個小時后去世。
在 Banting 去世之后，Best 成了胰島素的「代言人」，在此后的多年中，他反復修改對于胰島素發現過程的描述，放大自己的貢獻，弱化 Macleod 和 Collip 的作用。
Collip 拒絕提供自己的看法。在他的一生中，很少提及胰島素的故事。他手中有一些當年的材料，包括實驗記錄本，幾乎從不拿到公眾面前。
Collip 只在 Banting 的悼詞中寫道，「Banting 是一個最無私的人，他以幫助他人為信仰，一直鼓勵、協助年輕的研究人員。」
| 結語
胰島素的出現，讓 1 型糖尿病患者得以存活，也為理解糖尿病的并發癥（心血管、腎臟、失明）提供了基礎。另一方面，更多患者生命得到延長，他們結婚、生子，基因的延續也不失為糖尿病發病率高企的原因之一。
1926 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 Jhon Jacob Abel（1857-1938）制備了第一種結晶胰島素。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Frederick Sanger（1918-1982）測定了胰島素的分子結構，并于 1958 年獲得了諾貝爾化學獎。1980 年，Sanger 因 DNA 測序拿到了第二個諾獎。通過基因工程，我們現在可以無限制造胰島素，而且可以通過人工改造獲得更高效的人造胰島素。
現在回想起來，Banting、Macleod、Best 和 Collip 都做出了重大的貢獻，每個人都應當被納入諾獎的庇護之下。可是諾獎又給他們帶來了什么呢？
一時的榮光、關注，對于一個初出茅廬的科學工作者，很可能是致命的。回顧 Banting 五十年的人生，諾獎于他似一場幻夢，功過已然埋藏在故紙堆里，并不是我們能夠簡單評判的了。
1922 年，胰島素奇跡剛剛發生的那個春天，全世界的患者都涌入多倫多，尋求救命的一針。
巨大的醫院病房里裝滿了垂死的孩子，他們在昏迷中與絕望的親屬一同等待不知何時就會到來的在醫院等待死亡的患者們。
Banting 們緊張地為孩子注射純化的胰島素。他們沉默地從一張病床到另一張病床，與死神賽跑。當他們收起最后一針，最初接受治療的幾個孩子正在從昏迷中蘇醒。
從絕望中生出新的希望，這是醫學史上最令人激動的時刻。
這是疾病治療史上最具戲劇性的事件之一。
胰島素的發現整個改變了糖尿病的治療，挽救了難以計數的生命，也奪得了基礎科學最高獎項的贊譽。然而對科研團隊中的當事者來說，事件的余味卻并不值得反復咀嚼。有的人污名加身，有的人囿于虛名，而所有人都滿身纏繞著猜忌與懷疑的陰云。
核心人物之一的 Collip 在離開這個團隊十幾年后公開發言，如果時間能夠倒回，寧愿從未參與這項工作。
在我們普通人的眼中，偉大的科學家都自帶光環。他們講述著傳奇的故事，書寫著深奧的歷史，他們的名字仿佛只是科研結果的一個鍍金注腳。但在實驗室之外，他們有著各自的人生，尚未書寫在課本中的那些人生。
就好像 Banting，起初也只是一個來自鄉下的普通男孩。
| 來自鄉下的普通男孩
Frederick Banting（1891-1941）于 1891 年 11 月 14 日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鄉下的一座農場，是家里五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他的成長經歷可以說是毫無驚奇，順利長大，在家附近的中學讀書，然后在 1910 年進入多倫多大學學習通用藝術課程。
顯然 Banting 對學習藝術并不感興趣，進入大學三個月之后，他決定轉而從醫。但是 Banting 完全沒有接受過醫學預科學習，首次申請失敗了。又經過一年的努力，1912 年秋天，Banting 如愿成為了一名醫學生。
快樂的校園時光并不長久，在這條時間線上，我們都知道即將發生什么。1914 年 7 月，巴爾干半島的一聲槍響，將大半個西方世界拉入戰爭的泥沼。8 月 4 日，英國對德宣戰，當時尚屬英國殖民地的加拿大也被卷入戰爭。
回想抗戰時期有志青年的熱血，或許當時的 Banting 也是一樣的心情。8 月 5 日，他便決心參軍，但兩次申請都因視力問題被拒。
或許是戰局實在緊張，次年，Banting 的從軍愿望得以實現，這次還有他的同學們一起奔赴戰場。這些年輕的醫學生們進行了短短 15 個月的緊急培訓，1916 年底便以醫療軍官的身份加入了加拿大皇家陸軍醫療隊。
Banting 成了 Banting 上尉。他來到歐洲，先是在一家醫院工作，然后隨著野戰救護車隊來到了法國。在 1918 年 10 月的康布雷戰役中，Banting 在身負重傷的情況下，仍舊在戰場上連續奔忙了 16 個小時，直到被同事攔下。這次負傷迫使 Banting 離開前線，還害他險些失去一條手臂，不過也為他賺得一枚十字勛章。
此時戰爭已經接近尾聲。Banting 回到加拿大，在多倫多病童醫院謀得一份外科住院醫師的職位。這份工作沒能長久，一年以后，Banting 離開了多倫多，來到一個名為倫敦鎮的小鎮上開設了一家私人診所。
現在看來，這個決定像是命運的呼喚，但是對當時的 Banting 來說，只能是屋漏偏逢連陰雨。診所的生意并不好，第一個月僅進賬了四美元，來自一個喝醉酒想開點解酒藥的老男人。
日子快過不下去的 Banting 又找了一份教職，在附近的醫學院（現在的西安大略大學）給本科生講課。其實以 Banting 的資歷，是根本沒辦法在大學授課的。不知道 Banting 到底花費了多少口舌說服部門負責人 F. R. Miller 來獲得這份工作，總之他拿到了職位，允諾拼命學習保持教學水平，閑暇時間還要幫助 Miller 做實驗。
| 難以入睡的一夜
Banting 守住了自己的諾言，每次授課都認真備課，查找最新的科研進展，這種堅持為他的人生帶來了最重要的轉折。
1920 年 10 月 30 日，Banting 為了準備一堂有關胰腺的課程翻開了最新的 11 月號的《外科婦產科》雜志，當期有一篇講述朗格漢斯島（即胰島）與糖尿病關系的文章，其中提到了明尼蘇達大學 Barron 報告的一例罕見的胰臟結石的病例。
Barron 在解剖過程中發現，結石已經完全阻塞了主胰管，幾乎所有的腺泡細胞都已經萎縮消失了，但是大多數的胰島細胞都還完好無損。論文中提到，這與 1901 年發表的結扎胰腺導管實驗結果是類似的，腺泡細胞逐漸萎縮，胰島細胞完好，實驗動物沒有尿糖。
當時科學界對糖尿病的認識尚淺，科學家才剛剛發現胰臟與糖代謝之間存在關聯，胰島的關鍵作用還處在將明未明的階段。
自然，治療糖尿病也無從說起。在那個年代，確診糖尿病等于下了死亡判決書，患者唯一的延命手段就是極端控制飲食，在饑餓中度過倉皇的十幾個月便撒手人寰。
Barron 的這份病例報告實際上是給胰島與糖尿病的關聯提供了又一份證據，Banting 卻從中看出了另一種可能性。一直以來，研究者們嘗試從胰臟中提取到能夠調控糖代謝的物質，屢屢失敗，會不會是因為腺泡細胞中產生的消化酶破壞掉了活性成分呢？
懷著未成熟猜想的 Banting 激動得徹夜難眠，他反復思考著論文中的話語，終于在凌晨 2 點寫下了一張記滿凌亂詞句的字條。
Banting 的簽名
關于這張紙條到底寫了些什么，說法不一。
Banting 本人在 1928 年的一次演講上宣稱，紙條寫著「Ligate pancreatic ducts of dogs. Wait six to eight weeks for degeneration. Remove the residue and extract.」（「結扎狗胰管，等待 6-8 周讓其退化，清除殘留物并提取」）。
但是在 1940 年，一份并未公開的手稿上，Banting 自己寫下的內容則是「Diabetus. Ligate pancreatic ducts of dog. Keep dogs alive till acini degenerate leaving Islets. Try to isolate the internal secretion of these to relieve glycosurea.」（「糖尿病。結扎狗胰管，保持狗存活直到腺泡退化，嘗試找到內部能夠緩解糖尿的分泌物」）。
讓我們忽略掉 Diabetus 和 Glycosurea 的拼寫錯誤，暫且認為后者才是真相吧。注意一下這段話里，Banting 對糖尿病病情的判別標準依舊是糖尿。實際上，當時已經有了更加精準的的血糖概念。不過當時的血糖測量方法需要 10-20 毫升血液，實驗動物根本經受不起反復抽取這么大量的血液，連續監測血糖值也就無從談起。
總而言之，Banting 的想法逐漸成型。他認為，可以通過結扎胰管使腺泡細胞萎縮，這樣就能夠獲得不被胰蛋白酶和其他胰酶破壞的胰島細胞分泌物了。這就是 Banting 最初的靈感。在他成名之后，這些故事被反復敘說，但沒有任何文本記錄能夠證明。
現在來看，Banting 的「靈感」也是多此一舉，胰腺產生的消化酶，需要在小腸環境內激活才能發揮破壞功效，結扎胰管根本毫無必要。
此外，在戰爭發生之前，已經有 George Ludwig Zuelzer、Ernest Lyman Scott、S. Kleiner 等多個科學家成功提取到了能夠降低動物血糖的提取物，部分研究甚至成功應用在了人體身上。只是這些研究無一例外，實驗對象在癥狀緩解之后立刻產生了毒性反應，以失敗告終。
這些進展，Banting 完全不知道。
| 冰與火，光與暗
不知者無畏的 Banting 興奮地把想法講給了 Miller 聽，Miller 則建議 Banting 可以向 Jhon James Richard Macleod（1876-1935）尋求幫助，對方或許能夠為 Banting 的想法提供實驗設施。
Macleod 是何許人也？他當時在多倫多大學擔任生理學系主任，是糖代謝領域的權威。1913 年，他還出版了一本《糖尿病：病理生理學》。在他的認知內，胰腺內確實存在能調控血糖的分泌物，但是他認為這種物質是永遠不可能被分離出來的。
Macleod 接受教育期間，學習到的傳統觀點認為神經系統在調控生理功能方面占據了首要地位，糖代謝核心則是肝臟。他也認為糖尿病應該歸因于肝臟中糖原形成和存儲的失敗，研究重點放在尋找大腦調控糖代謝的中樞。
Banting 并不了解這些。他即刻動身，并在 1920 年 11 月 7 日第一次拜訪了 Macleod。會面不如想象得愉快。
很容易理解為什么 Macleod 對 Banting 不以為然。Banting 作為依據的幾份論文，Macleod 也都讀過，并持懷疑態度；在交談中，他發現 Banting 對糖尿病和胰腺提取物只有教科書級別的粗淺知識，而且完全沒有實驗經驗。
另一方面，Banting 看上去就像個不學無術的毛頭小子。他沒有高級學位，沒有論文，沒有榮譽稱號，沒有科研經驗，教學經驗不值一提，作為醫生也沒有手術的經驗。除了在部隊當過醫官，他連私人執業醫師的執照也沒有。
由于缺乏專業的培訓和相關的知識，Banting 不了解領域內其他人取得的進展，也看不出自己研究方法的局限。這樣一個近乎一無所知的人，連實驗方案和具體方法都不了解、空有一腔熱情的人，Banting 需要的幫助和指導太多太多了。
后來，Banting 不止一次承認，如果完全了解了背景知識，他可能根本不會開始研究。但他堅持，「看太多文獻」「對于多樣的觀點和復雜的思緒是很不明智的」。
第二次會面，Macleod 給了 Banting 一些有關實驗技術的建議，并明確告知他的想法可能會耗費很長的時間驗證，而結果也可能是失敗的。在這個前提下，Macleod 愿意提供一些實驗器材。
Macleod 的負面反饋使得 Banting 重新考慮整件事情。他并不愿意拋棄自己在倫敦鎮的診所和大學教職，也沒做好不顧一切投入科研的準備。謹慎地考慮了幾個月之后，Banting 給 Macleod 寫信，希望能夠在 1921 年 5 月-7 月期間獲得實驗室的使用權。
之后的故事我們都很熟悉了，Macleod 提供了實驗室、實驗動物和實驗助手，自己也親自參與了實驗設計，提出了關鍵的冰鹽水提取方法，還親自示范了手術方法。一個月后，Macleod 出發度假，Banting 則與 Charles Herbert Best 開始了初步摸索。
對于沒有動物實驗經驗的人來說，任務很艱巨，兩人歷經各種失敗，終于在 7 月底成功得到了一只糖尿病狗和一只腺泡細胞萎縮的狗。按照 Macleod 的指示，兩人把退化的胰腺放進冰鹽水研磨過濾，濾液注射給糖尿病狗。
此時已經有了更好的血糖檢測方法，所以二人得以每隔半小時取血樣，連續監控血糖的變化。狗的血糖在一小時內從 0.2% 降到 0.12%。
其實實驗效果并不算太好，改善只保持了很短一段時間，再注射提取物血糖反而會升高。
8 月 9 日，Banting 給 Macleod 寫信，「我有很多事要告訴你，我都不知道從何說起了」。他在信里宣稱提取物「總是」能夠降低血糖，能夠改善臨床癥狀，提取物活性會被煮沸破壞，其他器官的提取物則沒有活性。
話里話外，我們搞定這個神秘的提取物了。
| 猜忌的火種
9 月 21 日，Macleod 回到了實驗室，他檢查過數據之后，首先表示了懷疑。他覺得，以 Banting 的學術水平，在這么短時間內完成實驗是不可能的，數據處理可能也存在一些問題。
這點燃了 Banting 的怒火。Banting 不是一個脾氣很好的人，Macleod 的疑問被認為是對他誠信人格的質疑。
兩人之間爆發了一場激烈的爭論。雖然第三者的介入暫時制止了這場爭吵，但是猜忌的種子已經深埋在兩人心里，從此再也沒有消失。Macleod 對 Banting 的能力采取了消極的態度，這種態度卻令 Banting 更加難受，兩人之間的關系總是十分緊張。
Macleod 要求 Banting 重復實驗以確定結果，以便進行下一步的純化和分析。Banting 趁機要求薪水、單獨的實驗室和更多的助手。考慮到自己也有研究要做，Macleod 拒絕了 Banting 的要求。
這差點燃起另一場戰火。Banting 威脅自己將會去梅奧診所或者洛克菲勒研究所，Macleod 嘴上讓他走，實際上兩天后便給 Banting 提供了薪水和職位，也給 Best 補發了這幾個月的工資。
被質疑的憤怒和對研究的熱情，讓 Banting 急切地渴望能夠快速推動成果進入臨床。
在 Macleod 度假期間，Banting 結識了來到多倫多大學游學的 JB Collip，兩人就研究相談甚歡，Banting 希望 Macleod 能夠邀請 Collip 一同進行研究，但是 Macleod 認為，Banting 和 Best 得先能夠獨立完成研究，如果結果依舊令人滿意，那么才會有更多研究者加入。
如果 Collip 能夠在這個時候就加入團隊，那么是不是會更早地發現胰島素呢？這是作為后人的我們的好奇心，此時 Banting 也沒有時間思考更多的問題了，研究遇到了最大的瓶頸——胰腺不夠用了。
按照 Banting 的研究思路，所有的提取物都需要結扎狗胰管，這個過程漫長、難度高、產率低。年輕的研究者們意識到，除非他們能夠找到更好的提取物來源，不然臨床應用根本就是天方夜譚。
很快他們有了新想法。在胎兒和新生動物的胰腺中，胰島細胞相比腺泡細胞要更加豐富。動物要到出生之后才需要消化功能，那么胎兒的腺泡細胞很可能很少或根本沒有，那么它們的分泌水平也是較弱的。因此，胎牛胰腺應該會富含需要的分泌物，卻又基本不含破壞性的酶。
不得不說 Banting 的運氣實在很好。他的研究初衷雖然并不百分百正確，但是做法上，也相當程度地除去了雜蛋白。這些蛋白質才是引起毒性反應、導致前人研究失敗的真正罪魁禍首。
| 決裂的前兆
讓我們暫時把目光從實驗室移開，看看還發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1921 年 11 月，研究者們獲得了一個公開展示成果的機會。Macleod 邀請 Banting 和 Best 出席生理學期刊俱樂部的活動，在那里他們可以向期刊的工作人員以及大學的學生們介紹研究內容。
原本預定由 Best 展示實驗狗的相關圖表，Banting 負責講解研究內容，但是 Macleod 在開幕詞中誤說成 Banting 將會介紹一切。Banting 從未做過公開演講，本來就夠緊張不安的了，想必表現得不盡如人意。
這種對自己的懊悔轉嫁到了他人身上。
一年以后，Banting 在手稿中寫道，他注意到 Macleod 在講述這項研究的時候使用了很多次「我們（we）」這個詞，當他知道學生們談論這項研究時，紛紛使用「Macleod 教授的杰出工作」這個詞句，他的心態差點崩潰了。
11 月底，Banting 和 Best 完成了第一篇論文，Macleod 幫助修改了終稿，但是卻被拒絕列為作者——因為這是 Banting 和 Best 的研究成果。這篇論文以《胰腺的內分泌（The Internal Secretion of the Pancreas）》為題，1922 年 2 月發表在了《實驗室和臨床醫學雜志》上。
論文發表之前，1921 年 12 月 30 日，美國生理學會年會在康涅狄格州紐黑文市舉行。Macleod 是當年的生理學會主席，名字列在研究團隊的第一名，Banting 和 Best 卻只顯示為「受邀」。當時公開的半頁論文摘要上，名單的順序也有問題。
會議上來了很多糖尿病領域的領頭學者，包括已經提取到有降糖效果提取物的 Kleiner 和 Scott。面對這些專業學者的提問，Banting 在學術水平上的不足完全地暴露了出來，他表現得支支吾吾、語義不清，而且報告時也沒能說清研究的真正意義。
反觀 Macleod，他漂亮的發言拯救了困境中的 Banting，也客觀地回復了來自其他學者的質疑。再加上 Macleod 言語間反復使用的「我們的工作」「我們」，這讓 Banting 覺得心里很難受。
明明沒有單獨做過任何一個實驗，憑什么表現得像這個研究的主人？
Banting 想起了二者之間各種不太和諧的過往。他開始和朋友們抱怨，Macleod 想要竊取他的實驗成果和應有的名聲。
學會上，除了科學家們，還有一些企業代表，其中一位就是當時禮來公司的研發總監 George HA Clowes。Clowes 很敏感地察覺到了這項研究的潛力，并且立刻向 Macleod 伸出橄欖枝，詢問是否有意合作，將提取物商業化。
Macleod 認為這項研究還不成熟，遠遠達不到商業化的要求，因而拒絕了 Clowes 的提議。
仔細審視一下發表的論文，誠實地說，這篇論文并不能說明他們明確提取到了諸多科學家瘋狂追求的神秘物質。論文只摘取了較好的實驗數據，圖表與正文的數據還時常不一致；而且他們提取的物質也并沒有特別有效，有的情況是并不起效的。
| 純化！再純化！
現在讓我們回到實驗室吧。
之前的實驗中，Banting 和 Best 一直使用冰鹽水來提取分泌物，12 月 6 日，他們決定參考幾個月前 Macleod 提出的酒精萃取法。冰鹽水的萃取物想要進一步濃縮需要煮沸來讓水蒸發，這無疑會破壞活性成分；酒精可以在低得多的溫度下蒸發。Zuelzer 和 Scott 也使用過酒精蒸餾法。
用 95% 的酸化酒精萃取得到的新產物能夠將糖尿病狗的血糖在 3 小時之內從 0.46% 降到 0.18%，這是一個大進步。而且采用這種方法萃取，也不需要胎牛胰腺了，新鮮的全牛胰腺就可以。
現在解決了最關鍵的材料來源問題，有了大批量生產的條件，一切都要加快，搞到更精純的提取物，然后進入臨床試驗。
至此，Macleod 終于認同了這項研究的發現，他停止了自己有關缺氧癥的研究，把實驗室的所有資源都投入了新研究。Macleod 同意了 Banting 的所有要求，包括邀請 Collip 加入團隊。
James Bertram Collip（1892-1965）是阿爾伯塔大學的一名經驗豐富的生化學家。他曾在多倫多大學完成學士和博士學習，具有制備組織提取物的相關知識。有了他的幫助，純化工作如虎添翼。
胰臟提取物包括脂肪、蛋白質、水、無機鹽、其他的有機物等成分，不同的蛋白質可以溶于不同濃度和酸堿度的酒精溶液。Banting 和 Best 發現，50% 左右的酒精就能夠溶解胰腺中的活性成分了。Collip 在此時加入團隊，開始使用標準的實驗流程尋找最佳提取條件。
1 月 19 日晚，Collip 發現了一個關鍵的條件。在 90% 濃度的酒精中，活性物本身就會沉淀。利用這個臨界點，他在 90% 以下的酒精中除去雜質蛋白，然后轉移到較高濃度的溶液中分離活性成分。這種提取物粉末中依舊含有雜質，但是比任何一種此前提取到的物質都更加純凈。在兔子身上做了實驗之后，Collip 確信這種提取物已經純凈到足夠給人體使用了。
| 第一次失敗
臨床試驗是團隊中所有人的終極目標，更何況發起者 Banting。Banting 認為，自己才是研究的關鍵，首次臨床試驗應該使用自己和 Best 提取到的物質。
Banting 的身份背景再一次成了阻礙。他不是生理學家、不是化學家，更不是臨床醫生，他接受的有限的教育是關于外科技術的，完全沒有實驗的經驗。以 Banting 的履歷，是沒有資格進行臨床試驗的。
如同我們所見的，Banting 焦慮、青澀、急躁、缺乏溝通能力。他向大學醫學部門申請一個臨時的職位，以便能夠在多倫多綜合醫院進行臨床研究，但是被拒絕了。最終還是 Macleod 從中斡旋，讓 Banting 如愿能夠進行試驗。但 Banting 只感到了更多的不公平。
根據幾年后的回憶記載，當時使用的提取物是「一種含有大量沉淀的渾濁的棕色液體，受熱會溶解」。
1922 年 1 月 11 日下午，這種神秘的液體被注射到一名 14 歲的糖尿病男孩，Leonard Thompson 體內。男孩一個月之前入院的時候體重只有 65 磅。
遺憾的是，治療并沒有觀察到臨床收益，反而給男孩帶來了嚴重的過敏反應，首次試驗以失敗告終。
這項臨床試驗引起了一家媒體的關注。面對采訪，Macleod 否認研究失敗，強調這只是初步的探索。
這篇報道 1 月 14 日公布，Macleod「以主人自居」的態度再次引起了 Banting 的不滿。Banting 控訴 Macleod 在媒體采訪和紐黑文的會議中竊取他的研究成果，而 Macleod 直至此時才了解到，二人之間的隔閡竟然已經這樣深。
這一年的冬天里，Banting 把 Macleod 的每一個朋友都當作死敵，并大肆宣揚所謂的陰謀論。不滿于首次臨床試驗的結果和 Banting 的態度，Collip 一度揚言退出研究團隊。此時他已經發現了更好的純化方法，他宣稱將會以自己的名義開始生產胰島素，并拒絕告知其他人具體的實驗方法。
有關于爭議的細節，鑒于當事者的敘述不一，我們已經不得而知了。所有的懷疑、妄想、不信任和競爭都赤裸裸地攤開了，并隨著此后多年里每一次復述而變得更加扭曲。披上了八卦的外衣，公眾的關注涌來，卻不知看的到底是科研還是茶余談資。
幸或不幸，研究還沒有結束，團隊靠著這一絲關系勉強系在一起。
| 成功，亦是痛苦
1922 年 1 月 23 日，第二次臨床試驗開始。Thompson 這次被注射了經過 Collip 純化的全新提取物。注射之后病情立刻得到了改善，血糖從 0.52% 降到 0.12%，尿糖大幅度減少，酮尿癥狀也消失了。Thompson 看起來精神多了。
這是人類在戰勝糖尿病上邁出的第一步。
2 月份，又有另外六位患者接受了治療，效果都很好。隨后的一系列臨床研究確定了胰島素的生物學效應并為其臨床應用制定了指導方針。
3 月，當時參與研究的兩位臨床醫生在《加拿大醫學協會雜志》上發表了題為《胰腺提取物治療糖尿病》的論文，其中有句子寫道，「這些結果一起證明，這些提取物對于糖尿病的某些階段具有無可置疑的治療效果」
胰島素真的成功了。
但是這一切都與 Banting 無關。在正在進行的實驗和臨床研究中，Banting 與 Best 幾乎沒有發揮任何重要作用，Macleod 組織了一切，既沒有與他們討論實驗結果，也從不提及未來的實驗計劃。
1940 年，Banting 痛苦地寫道，「我感覺我和 Best 成了 Macleod 手下的技術員，和其他人沒有任何區別。」
好不容易做出的成果，被冠上了他人的名字，Banting 生活在巨大的壓力下。他開始不去實驗室，整日酗酒以逃避絕望的現實，偶爾還會從實驗室偷走 95% 的酒精。他自述，整個 3 月沒有一天清醒。
Banting 的朋友們了解他的困境，其中一位為他引薦了媒體的記者，隨后準備了一篇長篇文章，詳細敘述了 Banting 和 Best 在研究中所做的工作，準備配合 3 月的論文一同發表，強調二者的貢獻。這篇文章把研究稱為 Banting 和 Best 主導的成果，這是第一篇表達 Banting 觀點的媒體文章。
雖然研究取得了勝利，但是對 Banting 個人來說，他的前途仍然未卜。
| 商業合作啟動
5 月在華盛頓舉行的美國醫師協會會議上，Macleod 發表了團隊成員共同撰寫的迄今為止的工作總結，他們首次給提取物命名為「胰島素」。這篇論文大受歡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熱情反饋。
團隊對胰島素的治療價值充滿了信心，他們制定了大規模生產胰島素的計劃，由 Collip 指導生產，康諾特實驗室提供資金。很快，預計中的大型設備搭建起來了。
但是令所有人感到沮喪的是，生產并不順利。從小規模生產到大規模生產，往往會遇到很大的挫折。在 2 個月的時間里，研究者們完全制造不出具有藥物效力的提取物。所有人都瘋狂投入研究，試圖尋找到問題的關鍵。
最終他們發現，問題在于酒精蒸發過程，真空泵的壓力變化導致溫度不穩定，大幅影響蒸發時間。在摸索新條件的時候，他們發現，影響活性組分的溶解度的各種因素里，pH 比溫度更加重要。
改造了設備之后，胰島素的生產總算能夠恢復有限的臨床試驗了，但是大規模生產還是遙不可及。研究者們意識到自己需要幫助，于是接受了禮來公司提供的合作協議。Best 和 Collip 與禮來的科學家們共同工作了一段時間進行交接，在這之后 Collip 離開團隊回到了阿爾伯塔大學。
商業化起初不太順利，提高產量的每次嘗試都失敗了，生產的胰島素質量也不好，許多患者都產生了過敏反應，提取物中含有的鹽也使注射帶來十分劇烈的疼痛。藥品批次之間的差異也比較大，藥效能相差 25% 之多，臨床醫生不得不隨時盯著患者，以免產生低血糖。
在胰島素成為一款真正的商業藥物的過程中，禮來的首席化學家 George Walden 起到了莫大的作用。他發現，胰島素在 pH4.0-6.5 范圍內具有最小的溶解度。利用這個特性，他成功找到了新的生產方法，成品胰島素的穩定性和純度比之前的產品要高出 10-100 倍。
| 大廈將傾
胰島素走上商業化進程之后，也到了科學家們退場的時候。Collip 回到大學，Best 擔任了胰島素生產的總監，而 Macleod 則遠走新不倫瑞克省圣安德魯斯的海洋生物站進行自己的研究。
說句題外話，Macleod 在一種硬骨魚身上分離了胰島并制備提取物，為胰島素來源于胰島而不是腺泡組織提供了第一個強有力的直接證據。
隨著其他人的離去，Banting 恢復了自信，他重回聚光燈下，出現在更多的頭條新聞中——以胰島素的真正發現者的身份。
9 月，多倫多一家媒體引用了倫敦大學學院 Willian Bayliss 教授的一封信。Bayliss 是英國心血管領域頂尖的生理學家之一，也是 Macleod 的朋友。他在信中抱怨 Macleod 沒有正確評估胰管結扎方法的荒謬，并且不承認 Banting 發現者的身份。
Macleod 不愿為了回應而參與媒體的爭議。他認為，每個科學家都要學會適應來自媒體的關注和刻意歪曲，「Banting 必須習慣它」。
這在 Banting 耳中聽起來很像是讓他習慣于所有功勞都歸于 Macleod。Banting 帶著記者沖到 Macleod 的辦公室，要求他對 Bayliss 的言論進行更正，Macleod 拒絕了。二者再次不歡而散。
事后，在給其他人的信中，Macleod 把這次「Banting 的爆發」稱為「令人非常不舒服」、「難以置信的麻煩」。他開始抱怨，Banting 想要奪得一切榮譽是無稽之談，Banting「只做了少許工作，而且在過去六個月中幾乎什么都沒做」。
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幾乎已經沒有辦法和平解決了。康諾特實驗室的贊助人 Gooderham 上校急于結束這場日益白熱化的爭端。他要求 Banting、Macleod 和 Best 三人各寫一份自述，想要看過三人的想法之后，邀請三人會面，消除所有的誤解。
Macleod 的自述是最長的。他詳細講述了自己在每一步給 Banting 的幫助、支持、鼓勵和建議，并解釋了他早期拒絕臨床試驗的原因。為了肯定年輕人的實驗成果，他沒有在第一篇論文中署名，這已經是退了一步了。而在其他的私下交流和公開報道中，他也謹慎地肯定了 Banting 對發起研究的貢獻，并贊揚了 Collip 在純化上的工作，這是臨床試驗成功的關鍵。最后，他說「這項研究是在我指導下的團隊努力完成的，Banting 博士是團隊成員之一」。
另一方面，Banting 則堅持認為是他一個人的靈感最終帶來了胰島素的發現，在這個過程中，Macleod 除了批判和阻礙他的工作之外什么都沒做。Banting 不記得 Macleod 提出了什么有效的建議，只記得他沒有自己動手做過一個實驗。Collip 是在取得了重大進展之后才進入團隊的。胰島素的發現，完全是他和 Best 兩個人的功勞。
Best 或許最為客觀。他比 Banting 更加信任 Macleod，也肯定 Macleod 提出了酒精萃取法。但他也堅持認為，雖然得到了 Macleod 的建議，但是早在其他人參與進來之前，他和 Banting 兩個人就完成了研究。
同樣的事情，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側重點帶來了不同的回憶。最終他們也沒有達成和解，沒有會面，沒有統一口徑。這些文件從未被公開，也沒有向媒體發布聲明。
如果 Gooderham 也向 Collip 尋求看法，那么他可能會收到這樣的信件——Collip 在 1923 年給朋友的信中寫道，「有人覺得我什么都沒做……我現在對此事的感受是，整個研究都令人厭惡。
| 永無相見
Banting 對 Macleod 抱有的恨意持續了很多年。
他不斷地向朋友講述這些故事，朋友們又轉述給記者，報道中充斥著缺少細節的苦難和不公正。
仇恨 Macleod 已經從年輕人的沖動變為了一種習慣，Banting 拒絕與 Macleod 對話，并不吝在各種場合詆毀對方。最暴力的表述出現在 1940 年的回憶錄里，Macleod 被 Banting 描述為「控制欲強、自私、滿嘴謊言、利己主義和缺乏真相……寡廉鮮恥……一個軟弱的懦夫」，回憶錄中充滿了謾罵。而此時，Macleod 已經過世五年了。
根據認識 Macleod 的人說，他是一位溫和、誠實、敬業的科學家，可能有些靦腆和保守，或許有些虛榮。他溫文爾雅，不算很聰明很有想象力，但是他是一位嚴謹的科學家，具有很強的組織能力和高標準的科研能力，在教學上，他也能夠準確地傳達想法和信息，很受學生的尊重。他們斷然拒絕把 Macleod 描述為納粹般的獨裁者，不過 Macleod 蔑視 Banting 很可能是真的，因為 Banting 粗俗的舉止、衣著、口音以及他作為研究者的無知。
其實一切都早已在 1922 的春天就崩潰了。自始自終，團隊中充斥著懷疑、誤解和不信任，沒有人試圖理解對方，只在暴風的風眼里，等待徹底傾頹。
| 人生五十年，如夢幻泡影
Banting 一躍成為了明星科學家，整個科學界都不吝以最高的贊美歡迎他，名聲、地位紛紛自己送上門來。他成為了世界上大多數主要科學和醫學團體的榮譽成員，各種榮譽、獎項接連不斷。
各類媒體大肆宣揚 Banting 的傳奇。在公眾眼中，Banting 被描述為「實驗室巫師」，每分每秒都會有新的奇跡出現。《時代周刊》的編輯認為他是當年諾貝爾獎最有力的獲選人，把他放上了 1923 年 8 月 27 日雜志的封面
因為胰島素挽救了著名政客女兒的生命，Banting 也受到政界的歡迎。去英國旅行期間，英王喬治五世接見了他，并讓他成了 Banting 爵士。
真正的 Banting 實際上還是那個來自鄉下的男孩。他害羞、樸素，討厭演講、宴會和一本正經的服裝。他討厭采訪，對待記者粗魯無禮。最初，他連發表論文都做不好。
Banting 進行了練習，他的公開演講變好了，但這并沒有使他更像一個科學家，而是更像一個商人。
懷抱著對 Macleod 的懷疑，Banting 只與那些親密的朋友和善意者保持緊密聯系。這些朋友們也試圖從 Banting 的光環中分一杯羹。他們認為，比起各種俱樂部的榮譽會員，認可應當更加具體，比如真金白銀的研究資助。
1923 年 5 月初，安大略省政府頒給 Banting 醫學研究教授職位，一個非教學崗位，并每年支付給他一萬美元的的薪水以支持研究，另外的一萬美元支付他在胰島素發現期間的科研經費。6 月 27 日，加拿大政府下議院頒給 Banting 七千五百美元的終身年金。
他們自然無從得知，在發現胰島素的四位學者中，只有 Banting 終其一生再無任何發現。
| 諾獎余波
在發現短短一年之后，胰島素就摘得了諾獎桂冠，可見它在醫療史上的地位。
每項諾貝爾獎最多只能頒給三人。當年的諾貝爾委員會共收到了 57 項提名，其中有 Banting 和 Macleod 兩人共同的提名。這份共同提名來自 1920 年的諾獎獲得者 August Krogh。
Krogh 曾于 1922 年 11 月拜訪過 Macleod，他的妻子也是一名糖尿病患者，所以對多倫多團隊的研究很感興趣。他聽 Macleod 講述了很多內部故事，包括對 Banting 的指導。離開多倫多時，Krogh 也拿到了多倫多大學的授權，并在之后建立了諾和諾德。
Krogh 說，「根據我親自在多倫多獲取的信息……這一發現毫無疑問地歸屬于 Banting 博士，他是一個年輕的、充滿了才華的人。但是他肯定無法自己進行實驗，從一開始，所有的階段都經過了 Macleod 教授的指導。其他人應當被視為這二人的合作者，但是要特別提到生化學家 Collip，他在胰島素生產方法方面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但我不認為這是獲獎的理由。」
委員會成員閱讀文獻、考察臨床試驗成果，并會見使用胰島素的專家。從既往的經驗來看，一年時間根本不足以審視一項基礎醫療發現的真正重要性。考慮到胰島素的重要性，他們最終認同了 Banting 與 Macleod 共同獲獎。
當得知 Macleod 將與自己一同獲獎時，Banting 十分憤怒，甚至表示自己不會接受這個獎項。是 Gooderham 以國家榮譽勸服 Banting 接受諾貝爾獎，作為史上第一個加拿大獲獎者。
憤怒的 Banting 公開宣布與 Best 平分獎金與榮譽，隨后 Macleod 也宣布與 Collip 共享諾獎。但這件事的風波到這里還遠沒有結束。
Zuelzer 向諾獎委員會提出了抗議，同樣的還有 Scott 與 Paulesco，后者甚至宣稱多倫多團隊竊取了他的科研成果，要求委員會主持正義。最為沉默的是 Kleiner，他是一位美國生化學家。在 1919 年，Kleiner 已經實現了胰腺提取物在人體內的治療作用。他比任何人都更接近成功。
胰島素的發現自始自終都深陷輿論風波，真相在大眾眼中逐漸扭曲，尤其是 Macleod 的形象。Banting、Best 以及 Collip 都有狂熱的擁護者，只有 Macleod 始終是故事背景中的一片陰影。很長一段時間里，他被視為一個榮譽的偷竊者。在后來拍攝的一些影視作品中，Macleod 都被描述為一個陰暗的小人。部分影視作品中的 Banting
| 后來的后來
Macleod 于 1928 年離開了多倫多大學，成為母校阿伯丁大學的生理學教授，此后一直繼續著教學和科研工作，與他人合著的《現代醫學中的生理學和生物化學（1918）》在 1934 年更新到了第 7 版。1935 年，Macleod 去世，享年 59 歲。
Best 和 Collip 繼續了研究工作。Best 對膳食因子膽堿的生理功能進行了基礎研究，并率先開展了肝素的分離和制備；Collip 在分離甲狀旁腺激素方面做了大量的開創性工作，他在內分泌學方面的成果獲得了諸多贊譽。
在發現胰島素之后的幾年中，Banting 作為合著者又出版了一些書籍——在與胰島素無關的領域。這一定程度上說明了 Banting 作為一個研究者的獨創性是有局限的。
一生中，Banting 都試圖重復胰島素模式——一個突然的靈感，一個奇妙的方法，一項偉大的成就。在各種醫學研究的討論中，他總是反復強調這些靈感的重要性，而不是踏踏實實地埋頭做實驗。
Banting 余下的一生都活在媒體和公眾的期待里。所有人都希望他重復胰島素的勝利，總是詢問他接下來要做什么。
1939 年，二戰爆發，Banting 作為加拿大戰時醫學研究主席，投入航空醫學的研究，特別是空戰中高速、高海拔和快速下降對生理的影響。
1941 年 2 月 20 日，他乘坐一架哈德森轟炸機穿越大西洋，起飛后不久，一臺發動機失靈，返回基地的途中另一臺發動機也損壞了，無線電不通。當時天已全黑，還下著雪，飛行員看不到地面。飛機在降落途中墜毀了，Banting 在事故發生 20 個小時后去世。
在 Banting 去世之后，Best 成了胰島素的「代言人」，在此后的多年中，他反復修改對于胰島素發現過程的描述，放大自己的貢獻，弱化 Macleod 和 Collip 的作用。
Collip 拒絕提供自己的看法。在他的一生中，很少提及胰島素的故事。他手中有一些當年的材料，包括實驗記錄本，幾乎從不拿到公眾面前。
Collip 只在 Banting 的悼詞中寫道，「Banting 是一個最無私的人，他以幫助他人為信仰，一直鼓勵、協助年輕的研究人員。」
| 結語
胰島素的出現，讓 1 型糖尿病患者得以存活，也為理解糖尿病的并發癥（心血管、腎臟、失明）提供了基礎。另一方面，更多患者生命得到延長，他們結婚、生子，基因的延續也不失為糖尿病發病率高企的原因之一。
1926 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 Jhon Jacob Abel（1857-1938）制備了第一種結晶胰島素。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Frederick Sanger（1918-1982）測定了胰島素的分子結構，并于 1958 年獲得了諾貝爾化學獎。1980 年，Sanger 因 DNA 測序拿到了第二個諾獎。通過基因工程，我們現在可以無限制造胰島素，而且可以通過人工改造獲得更高效的人造胰島素。
現在回想起來，Banting、Macleod、Best 和 Collip 都做出了重大的貢獻，每個人都應當被納入諾獎的庇護之下。可是諾獎又給他們帶來了什么呢？
一時的榮光、關注，對于一個初出茅廬的科學工作者，很可能是致命的。回顧 Banting 五十年的人生，諾獎于他似一場幻夢，功過已然埋藏在故紙堆里，并不是我們能夠簡單評判的了。
1922 年，胰島素奇跡剛剛發生的那個春天，全世界的患者都涌入多倫多，尋求救命的一針。
巨大的醫院病房里裝滿了垂死的孩子，他們在昏迷中與絕望的親屬一同等待不知何時就會到來的在醫院等待死亡的患者們。
Banting 們緊張地為孩子注射純化的胰島素。他們沉默地從一張病床到另一張病床，與死神賽跑。當他們收起最后一針，最初接受治療的幾個孩子正在從昏迷中蘇醒。
從絕望中生出新的希望，這是醫學史上最令人激動的時刻。
